“老去光阴速可惊”，这是去年我在46岁生日当天写下的第一句话。变老是一个延绵持续的过程，从婴儿呱呱坠地那一刹就开始了；但变老同时又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在某个时间节点狂飙突进的过程。46岁恰巧是这样一个 point。一些商业调查问卷给出的年龄选项相当“简单粗暴直接”：1、18岁以下；2、18-30岁；3、31-45岁；4、46岁及以上。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8.6岁[1]。所以，这最后一个“46岁及以上”选项，涵盖了32岁的年龄跨度，是“31-45岁”选项的2倍有余。但因为这一部分人缺少商业价值，不值得被细分、被看见、被理解，只能被统称为“中老年群体”。
以46岁为分水岭，我名正言顺地加入中老年群体，完全可以“把自己作为方法”，从事“老龄化传播研究”。其实，最早在研究中与老年朋友结缘，始于2012年，那时候我还算得上是一个“青椒”。偶然在医院看到一个老奶奶不会网上挂号而看不了病的场景，让我意识到数字社会对老年人的“系统性排斥”，从此开始探寻老年数字融入的中国路径。
在进行这项研究之前，老年人这个群体离我非常遥远，而老年生活则完全在我的想象之外。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有幸认识了很多老年朋友，有幸窥探到老年生活的多维景象，对于变老这件事有了间接却直观的感受。老年人或许是最难研究的对象，面对我们的访问，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拒绝；老年人却又是最好研究的对象，一旦你获得他们的信任，他们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汕尾，参加数字反哺工作坊的爷爷奶奶大部分不会说普通话，但几个月下来，他们把我们当作了自己的亲人，请我们到家里吃擂茶。在深圳，就因为教过她们用手机、给她们做过小视频，我小区的奶奶们把我当亲闺女一样，有点好吃的都想着送给我。有一次气温骤降，我忘了加衣服，走在路上被住在12楼的奶奶一把拽住，摩挲半天，反复叮嘱我“回家穿秋裤”。我幼年失恃，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叮嘱，不禁有些热泪盈眶。研究其他选题，我收获了论文，而研究这个选题，我竟然收获了“秋裤”，还有沉甸甸的关爱。
正是在和老年人的互动中，我认识到，研究老年人，就不能仅仅研究老年人。事实上，老年人所面临的传播困境和机遇，不仅和他们自身相关，而且和我们所有人相关。因此，在2021年，我明确提出用“老龄化传播”取代原有的“老年传播”，将老龄化视作一种宏观的基础结构和持续的动态过程，采用一种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深入考察不同年龄群体（不仅有老年人，更有中年、青年乃至少年儿童）是如何借助各种媒介形态和各种传播方式来形成关于“老”的社会与文化共识。在个体维度，可以研究这三个问题：作为传播者的老年人、作为受众（用户）的老年人、非老年人的老化想象。在群体维度，可以研究这两个问题：传播与老年人群体内的人际关系、传播与不同群体间的代际关系。在社会维度，可以研究这三个问题：老年人的媒介形象与老龄化议题的舆论变迁、老龄化传播实务、积极老龄化传播体系建设。
此后几年，“老龄化传播”的提法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响应，许多中青年学者都投身其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研究。今年7月，我们在深圳大学召集了“首届老龄化传播研讨会”，一个“小而美”的学术共同体宣告成立。回顾近年来的老龄化传播研究，以下几个特征非常鲜明：
首先，是对研究对象的细化以及对双重弱势群体的关注。老年人是富含内在异质性的集合，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总是被“化约”为一个简单的年龄标签。新一批的学者在年龄以外引入了生理（残障VS健康）和地理（城市VS乡村、随迁VS留守）标准来对老年人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城市老漂族、农村留守老人、老年残障群体、机构养老群体这些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双重弱势群体得以显现。
其次，是在理论本土化方面进行的可贵尝试。西方的理论概念（比如创新扩散论、技术接受模型、健康信息寻求、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等）向来是老年用户研究的首选武器，但我们注意到，中国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复制检验，差序格局、关系、脸面、人情、“家”文化、集体主义价值观等来自中国文化土壤的概念“活水”注入理论的源头，泛起阵阵涟漪。
最后，是突破单向度的技术进步主义迷思，对非主流甚至反主流话题的大胆讨论。一方面是在数字融入的大潮流之外，看到老年人主动或被动的“非使用”行为，比如数字断连、信息回避与数字抵抗。另一方面是在传播的积极影响之外，看到老年人难以承受的消极影响，比如网络成瘾和隐私泄露。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叙事老年学视角的缺失导致现有学术版图中，“作为传播者的老年人”和“非老年人的老化想象”这两处出现了不合时宜的空白。鲜有研究关注到老年人的主动言说，以及非老年人在反哺功能以外、是如何在叙事网络中理解“老”的文化意涵。这种学术想象力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研究者人生经验的匮乏。诚如已经年逾古稀的台湾地区学者臧国仁和蔡琰夫妇所言，“老化”是每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老年学者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直入研究的内核，找到安身立命的学术源头。对于老年学者而言，他们的研究不仅是对学术好奇心的回应，更是对人生况味“自问自答”式的体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好的诗词应该“语语都在目前”才能“不隔”，同理，好的研究也应该让研究对象贴近读者才能鲜活。无论主观上多么努力，包括我在内的中青年学者所做的老龄化传播研究，终归还是“隔”了一层。
不是老人，难道就“不配”做老龄化传播研究吗？显然不是。重要的是我们站在何种立场（设身处地VS置身事外）、基于何种经验（感同身受VS隔岸观火）来展开研究。回顾我自身的研究历程，从最开始窥探陌生人群的“好奇心”，到试图救助弱势群体的“怜悯心”，再到汲取长者智慧的“敬畏心”，最后其实都回归到“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的“慈悲心”。最近两年，或许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器官老化（双眼老花且都出现飞蚊症）的影响，我愈发珍惜这种看似不便的生命体验给自己带来的学术想象力。米尔斯在其经典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期冀学者能够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连接起来，跳出个体经验的局限，洞察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视力退化迫使我越来越多地依赖声音媒体来获得资讯，这让我回想起小时候依偎在祖辈旁边听他们讲故事的场景。昏昏灯火下的絮絮叨叨，那些早已被现代生活摒弃的“老人言”，又重新在岁月的长河里散发出疗愈的光芒。所以，我最近开展了“重听老人言”的系列研究。
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老年叙事则与所有文明的发端与传承相关，“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便是一句人人皆知的中国俗语。因此，我认为老人言可以视作老年叙事的本土化学术概念，用于指代那些由老年人讲述的经验、故事乃至传说。“生命就是一场交谈”，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老人言，能够帮助功绩社会中疲惫不堪的人群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文化记忆中，找到片刻的精神慰藉，就像受众沉浸于李子柒的“田园生活”而享受到的情感按摩。然而李子柒不常有，老年人却无处不在。老年人简单、平静、日常的生命叙事，可以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心灵暂居的港湾，纾解负面情绪，获得温暖体验，促成自我整合与疗愈。与此同时，老人言作为活跃的文化媒人，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关联和交接的中间人。老年人吸收现代文化的理念，使之与传统文化中适宜的部分结合，再巧妙地将其导入与融合于自己的生命叙事。如此一来，老人言的传播，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再造与传承。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那位在院墙、梁柱以及日常器物上书写文字的留守老人。满腹心事无人听，只是诉诸墙砖[2]。满墙满院的文字如同一部个人史，浓缩了他一生的故事。如果不是偶然被小红书博主发现并在网上传播，这些老人言极有可能在岁月变迁中“零落成泥碾作尘”。成千上万网友的关注，使之成为全社会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它让我们窥见一个普通老人丰盈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如何在平凡而琐碎的日常中建构生命的意义。“愈多听故事，我们就愈能体会人生（尤其是老年）之诗性美（the aging）”[3]。在学术的田野里，还有更多的老人言正在等待我们的发掘和倾听。
注释：
[1] 《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 蔡山海：《一位过世的老人，将生平与心事写满了庭院》，。
[3] 蔡琰、臧国仁：《与老人对谈——有关‘人生故事’的一些方法学观察》，《传播研究简讯》，第42期，2005年5月，第17-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