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2日，第七届近代中国财税史青年学者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论坛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与《史林》编辑部共同主办，历史所近代史研究室与青年中心承办，并得到华中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相关研究机构的协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近代中国财税史研究的新视野、新材料和新方法”，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的80位学者参与研讨。论坛分为两部分：上午为特邀资深学者主讲的“财税史讲坛”，下午为围绕多项专题展开深入研讨的“财税史论坛”。
开幕式上，周武研究员表示“近代”这个时段在中国的财税史领域是一个重要的时段，值得举办系列性的论坛进行研究。历史所副所长叶斌指出财税是国之大计，不同年龄段的学者能共聚一堂，以文会友，是一件幸事。邵建研究员认为，如何合理分配和使用财政资金，需要从经济和社会繁荣的角度来考虑，并指出其中存在联动关系，鼓励青年学者从历史中为当下寻求经验。赵学军研究员强调了从现实问题出发寻找历史解决方案的重要性，提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以及财政问题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倡导运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经济史研究，并提醒青年学者要关注现实服务，加强财税史的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周建波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财税变化与商人地位、经济发展、政府政策都存在着关系，研究中要将宏观和微观的研究联系起来，才能有所突破。他鼓励青年学者多参加研究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学会吸收资深学者的意见。
上午的财税史讲坛中，袁为鹏教授介绍了朱荫贵先生的治学方法，提到朱荫贵先生对财税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即要打破过去“重中央轻地方、重宏观轻微观、重收益轻支取，就财政论财政”的问题。受此启发，他从汉冶萍公司角度出发，研究晚清中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他认为，采购制度的缺陷，深刻制约汉冶萍公司的设备引进、产品销售与技术路线选择，指出这种“半殖民性” 与 “官僚性”，是阻碍中国钢铁工业自主发展的关键因素。
马陵合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外债的研究缺乏对大局观的把握，建议更多从国际资本流动和债权人差异展开分析。他认为近代中国外债具有非生产性、政治依附性及危机处理的被动性等特征，这些共同构成了半殖民地经济的重要维度。同时也指出，近代列强债权人的差异与竞争，展现了国际资本在华扩张的复杂图景，而举债模式的演变则映射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变迁。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比较视野，将中国外债史置于全球殖民体系与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中考察，以获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任智勇教授关注到晚清时期洋药税开征的过程，进一步探讨了财政史研究中“寓禁于征”的问题。他指出，“寓禁于征”是清政府对待鸦片问题的初始原则，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当“征”能给自身及机构带来更多收益的情况下，往往就忽视掉“禁”，最后使得税收收入占据主要位置，而初始征税的基本原则和全民福祉被放弃。
付志宇教授分析了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的成书背景和书中内容，并点评了鲁迅、胡适、凯恩斯、韦伯、熊彼特等学人对《孔门理财学》的引用和评价，抛出“我们是否应将古人的财税观点以现代理论来解释”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理论不能硬搬到中国的历史逻辑中，要做到知人论事，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条件，才可能提炼出切实的财政思想。
焦建华教授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体制理念是分权，但政治体制是集权，就造成财税多集中于中央，而事权多分于地方，形成近代中国的财政乱象。他认为，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国家构建的任务非常艰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构建合适的政治体制与财政体制。而如何构建相匹配的机制？焦建华教授指出，财政监督制度是控制“钱袋子”的最有效的方法和最重要的环节。
张志云教授尝试从全球史的角度，分析1925年省港大罢工对西江贸易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广东、广西两省带来的财政影响。他认为西江开埠后，天然地港澳绑定在一起，进而得以进入全球市场，也因此受之影响。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与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也具有关联性。不过，省港大罢工带来西江口岸的封锁对粤桂两省影响不同，广西受灾较重而广东受灾轻、广西恢复缓慢而广东恢复迅速，他认为这是受地缘因素影响，即西江流经广西而在广东的口岸出海，这也是新、旧桂系均十分重视与广东关系的原因。
雷家琼教授回顾了朱荫贵先生的治学方法，强调破四“就”、立四新的重要性，尤其是要有问题意识，并敢于提出质疑。接着谈到这种方法，对自己研究起到的作用。她引入多元治理理论，认为在近代中国企业家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南有张謇的“南通模式”，北有卢作孚的“北碚模式”，虞洽卿作为一代政商之首，亦有一套多元的社会治理实践和理论。
下午的财税史论坛中，与会青年学者围绕财税史领域的若干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关于“晚清财政治理与制度转型”问题，肖天柳聚焦晚清军费筹集问题，指出咸同年间的军费筹措不仅是数字的罗列，更是利益的纷争。万学慧认为契税是历史较为悠久的政策，但清前期对此并不重视，到了后期开始加重对契税征收的力度。王静雅分析了光绪年间淮盐引岸变化的复杂性，认为省际各方都有利益，纷争不断，影响政策的实施。许存健统计了光绪年间顺直赈捐数据的变化，论证了减价收捐与奏销存在密切关系，省际关系得到增强，并得以完成赈务，维系清王朝的运转。刘晓光的文章借倪良耀的案件分析清代漕粮的困局，江浙等地督抚更希图利用漕粮改折之便，将截留所得挪用于支付外债、补充军饷等项，借此逐步攫取地方财政自主权。贺水金、李志茗、任智勇三位老师作出评议，认为应多借助经济学理论，在写作时跳出被研究者的立场，合理地利用和分析数据。
关于“近代工商税收征收及其效应”的相关问题，岳鹏星指出近代中国在铁路厘金制度运行过程中，稽征权呈现从地方主导到央地博弈深化的态势，税率上也呈现出不同力量博弈的复杂，反映出清末税制转型的复杂与艰难。宋庆超认为，清末财政改革开启后，清廷试图推广印花税、裁减地方杂捐，但开罪于地方政府，又失信于民间社会，导致央地矛盾、官民矛盾愈发尖锐。庄嘉霖利用计量的方法，分析出近代“裁厘改统”促进了高技能密集型产业发展，有利于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升级，揭示出税收征管权配置在发展中国家早期工业化进程以及“大分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刘伟彦利用浙江区税务局档案，从个案的视角考察税务违章的形式和政府治理的挑战，认为货物税违章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求稽管技术的改善，还需要重建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信任。张莉认为近代中国实施版税既是国内文化事业发展的内生需要，又是为了与世界稿酬制度接轨，不过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大部分著作人版税收入锐减、生存艰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神文化的创造及创新。燕红忠、马陵合、张跃三位老师对上述议题作出评论，认为近代报纸不是特别可信，主体用报纸会使文章的可信度打折。应尽量用档案等官方资料。在方法上，使用计量要尽可能多选取样本，并且视野尽量上升到宏观形势。
关于“近代中国财税的集权与分权”的相关问题，岁有生认为晚清政府对各属公款公产进行清查，为县级财政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款产，为各项地方自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凌滟认为近代湖田政策受治运的潜在干预，因湖田的官产性质而采取叠加式收费的政策，成为财力枯竭的近代地方政府较易把控的利源。李晓阳考察了契税在中央与地方的开征，认为袁世凯去世以后，由于中央权威的丧失与地方话语权的提升，各省或停验或继续，财政部在实际上已无法掌控，验契由原来的中央主导阶段转入各省自主阶段。畅童娜认为地方财政对地方银行盈利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地方财政官员任职地方银行重要职位，保障地方银行设立宗旨的实现，进而锁定地方财政影响地方银行的路径。罗凯指出贾士毅1933年奉令出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采取有效措施改变了县财政紊乱的状况，其量入为出主义、预算乃计政首要以及分权制衡等财政思想因子，是对思想与政策之间关系的有效诠 释。沈洁、刘杰、谢开键三位老师对论文作出评议，指出应注重与其他研究成果的对比，在经济史研究中，对集权与分权问题应呈现一个数据的统计。
关于“近代中国土地税与农业发展”的相关问题，徐鹤涛指出1913年后各地陆续将田赋改征银元，扩展了银元的影响范围，增加了政府收入，但货币折算及由此引发的弊端依然存在。赵元建通过近代南汇的沙田争端，指出民国政府在边缘地带治理的薄弱性，更突显出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各方相互掣肘，司法处理严重滞后的现实。杨鸿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田赋稽征长期存在册籍不明等弊病，叠加准备仓促、粮食短缺、自然灾害、吏治腐败等问题，致使政策目标与实践偏离财政集权与平抑物价的初衷，体现了战时税制改革过程中财政效益与民生效益的内在矛盾与复杂性。林矗指出全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强行重启战时田赋征实旧制，形成战时粮食统制路径的战后依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叠加附税，横征暴敛、浮收摊派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揭示了传统赋役制度中的“黄宗羲定律”在近代的回响以及战后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崩塌的财政根源。张杨指出中共接收新解放区采取“先城市后农村”的策略，在征粮剿匪过程中，对乡保人员依次采取利用——依靠——控制的策略，反映出新旧政权过渡阶段复杂多元的历史实情。张秀莉、赵思渊、蒋宏达三位老师对论文作出评议，指出研究中应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存在的差异，在研究中应结合市场的逻辑，并且不宜过多使用专业术语和地方性说法，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
关于“近代中国财税征管方式”的相关问题，张超指出晚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库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财政的集中运作，可视为近代中国构建集中型财政的一次重要尝试。祝越认为民国北京政府同时授权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法定国库代理机构，两行收支库款的竞争冲突是中国现代国库制度形塑和运作的鲜明特征。李庆宏认为晚清四川南部县场市兴设，不但与日常交易等社会经济因素有关，而且还受练团、推行地方自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阚勐森表示，调查货价处作为财政部的下属机关，亦与学界、商界维持密切的联系，共同促进了近代中国经济调查统计工作的规范与实践。施霞考察了1923年财政部私印印花税票案，认为该案助长北京政府后期滥发、滥印、滥抵印花税票之恶潮，使印花税制之积弊沉疴日益深重，引发了1924年后财政部对印花税的积弊整顿。施恬逸、马长伟、王静雅三位老师对报告作出评议，指出论文要注意结合理论的运用，并且要注重对核心人物的研究。
关于“近代中国的税、债与金融关系”的相关问题，田牛指出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经济学和历史学分别从各自角度论述通胀特点，财政史、货币史选择各自切入点，深刻分析通胀成因，逐渐构成研究中国近代货币变迁的重要学术路径。齐晨阳对比了近代中国与英国，认为晚清的税收体系的分权趋势无法为国家信用提供稳定支撑，最终造成金融市场也未能有效激活。刘杰表示，在政府财政能力与财源有限情况下，筹募发行具有赈灾性质的专项公债是民国政府筹集救灾资金的重要途径，但国家财政信用与财政治理能力的整体缺失使得赈灾公债的发行效果受到较大的限制。郭丹指出1922年的“金佛朗”案作为北京政府时期所发生的金融事件，最后签署的协定无异于中方向法方做出全面妥协，但北京政府也取得了诸多实质性的利益。林恒宇通过考察近代华资银行的公债经营，认为在高风险环境中，银行通过公债在资产结构中的动态配置管理，能够有效降低自身流动性风险，增强危机防范化解能力。雷家琼、皇甫秋实、熊昌锟三位老师作出评议，指出论文的中心论点不宜分散，史实描述与学术史评述不能切换频繁，要厘清界限。在史料上，应尽可能地深挖中英文资料。
关于“近代中国的地方收入与支出”的相关问题，李宝指出清末烟馆捐税政策受“禁政”与“财政”因素交替驱动，在收入削减与支出扩张的双重压力下，清末“苛捐杂税”的怪诞最终形成。杨巍巍认为经费问题则是关乎近代城市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财权与事权失衡是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表征之一。郑小红指出长期混乱促使近代福建当局采取各种变通办法征收茶税，造成正税税额缓慢降低，但未能阻止茶叶对外贸易衰落。李心毅认为国民大革命期间，广东革命政权向进口煤油征收印花税，其税制的变化反映出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歧的动态过程，彰显出北伐前夕两党革命策略与群众基础存在的差异。周豪指出抗战胜利后天津市对义演征收娱乐税，并非天津市府有意压制慈善公益活动，而是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和财政税收之间所采取的平衡之举。江文君、岁有生、叶磊三位老师对论文作出评议，指出在解释历史要素较为丰富的议题时，可以引用一点当代的管理经济学，把历史要素转化为有逻辑的内容。另外，三位老师均强调学术史对个案研究的重要性。
关于“革命根据地税收与中西财税对比”的相关问题，张世杰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经验与现实需要的共同作用下，中共逐渐脱离苏联“农业税”概念的影响，使农业税制度的既有特征不断巩固，彻底实现了“农业税”概念的本土化。王春英指出在晋陕抗日根据地，畜力协作这种传统的互助组织，逐步演变为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合作经济形态，标志着中国乡村经济开始突破小农经济桎梏，向着现代集体经济范式演进的历史性转折。曹佐燕分析了1943-1945年太行根据地开展的灭蝗运动，认为其不仅降低蝗虫危害，保护农业生产，还把群众组织起来，有效传播新思想，影响到此后党和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模式。曹春婷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税收原则从理论批判到制度实践、再到中国本土化的完整演进，指出马克思主义税收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利用税收工具实现社会公平与革命目标提供了经验范本。刘瑞丹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比较常规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的模式反而是例外，但因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中国被迫走上了与英国类似却结果大相径庭的财政改革道路。崔文秀、林矗、张杨三位老师对议题作出评述，指出在理论分析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尊重基本的历史史实，并且论述对象要集中，不能过于分散。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青年论坛的意义、财税史研究的未来方向、可能的学术突破点、跨学科合作路径、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以及人工智能在财税史研究中的应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学者们一致认为，财税史学界应着力构建老、中、青三代有机结合，历史学与经济学、财政学等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共同体。通过推动学科对话、鼓励合作研究，在现有碎片化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不断拓展财税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共同推进中国自主的财政史学体系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当代财政实践与理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