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八岁那年，寇准突然火箭式升官了，由从七品直接升到从五品。而且在从五品的官阶上，宋太宗给寇准安排了一个正三品的职务。这大致相当于县处级副职破格提拔为正厅级干部，然后安排了某部委正职的职务，比如财政部税务司的办公室副主任调去做国务院代理秘书长，享受正厅级待遇。
寇准
这一年是端拱二年（989），寇准调到中央工作刚有一年。此前一年，寇准授右正言、直史馆，充三司度支推官。宋朝的职官制度最主要有两套体系，一套是标识官阶的寄禄官，一套是称为“差遣”的具体职务。北宋前期，“右正言”属于寄禄官体系，是从七品的文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干部。直史馆、三司度支推官都是具体的职务，直史馆相当于在国家档案馆工作，三司是总管宋朝财政的特殊机构，充三司度支推官就好比在财政部预算司上班。寇准在三司升过职，改任盐铁判官，“判官”比“推官”略高一等。
端拱二年（989）七月，寇准突然擢为从五品的虞部郎中。正常情况下，宋朝官场三年才能升半级，寇准一次跳升两级，瞬间走完别人需要煎熬十二年的仕途。官家破格提拔倒也罢了，宰相府本来安排寇准出任“开封推官”的职务，相当于京城办公厅副主任，这对于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绝对算得上飞黄腾达，但官家说这是糊弄寇准。
给寇准重新安排的职位称为“枢密院直学士”，枢密院是与中书门下对等的中枢机构，二者合称“两府”。宋朝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他们执掌的机构就是“中书门下”，办公场所称“政事堂”，因在枢密院之东又称“东府”。枢密院是掌管军政的中央机构，长官称“枢密使”，副职称“枢密副使”或别的一些名称，办公场所又称“西府”。两府的正副长官就是宋朝的宰辅大臣，也称“宰执”。中书门下作为宰相府，地位当然略高于枢密院。但唐末五代战乱不止，军政与武将在朝廷的地位尤为突出，中书门下沦为尊崇文官、主持日常政务的程序性机构，枢密院的实际权势其实超越了中书门下。宋朝建立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枢密院也往往由文臣执掌。但至少在宋初，枢密院还是掌管军政的枢纽机构，仍有独立运作的机制，还没有完全沦为中书门下副职机构。
寇准的这个“枢密院直学士”非常特殊，虽然还没进入宰辅的行列，却属于领导职务，枢密院签发的文件是要直学士签字的，因此直学士可以视为宰辅大臣的储备人才。直学士的职能是备顾问、崇政殿朝会侍立。崇政殿朝会就是皇帝处理具体事务的御前会议，仪式性或者例会性质的早朝一般安排在长春殿。侍立可以理解为旁听，官家点名的话还可以发表意见参与决策，这正是“备顾问”的职能。所以直学士虽职位较低，却进入了核心决策层，官家有事可以直接找寇准商量。
寇准担任这个职位，说明他已经成为官家的核心幕僚。寇准的历史地位，某种程度上可以参考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赵普是陈桥兵变的核心参与者，太祖、太宗朝三度拜相，他在宋朝建立后的职务就是枢密院直学士。但从年龄上讲，寇准比赵普年轻十岁就坐上了这个位子。
二
寇准火箭式升官，总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备顾问的枢密院直学士，有点类似于军师的角色，这时的官家是不是遇上什么重大决策问题需要寇准的神机妙算呢？寇准的好朋友、直史馆的同僚王禹偁记述寇准火速升官的起因，说是试《御戎论》，“承诏极言北边事”，就是官家为应对契丹侵扰向臣僚问计，而寇准的对策让官家很满意。
开始是雍熙四年（987）四月，宋太宗雍熙北伐惨遭失败的第二年，官家“诏询文武御戎之策”。这次诏询只有殿中侍御史赵孚的奏议被《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下来，《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南宋李焘穷尽史料编写的北宋编年体史书，以下会反复引用，简称《长编》。赵孚的儿子叫赵安仁，后来为澶渊之盟起草外交文书，《宋史·赵安仁传》记载此事时就追溯了赵孚雍熙四年“极陈和好之利”，所以官方其实认定是赵孚揭开了澶渊之盟的序幕。
赵孚议和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提出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使用武力、不劳民伤财才符合国家长远利益，追求和平是古公亶父、唐高宗这样的明君的明智之举，也是官家仁义之政的必然选择。第二，契丹客观上有议和的需求，和平不仅能避免战争，还能带来经济发展和安居乐业的红利，这些利益是契丹也无法抗拒的。第三，宋朝已无力继续开战，对此他绕开太宗两次北伐遭遇大败的惨淡现实，通过驳斥议和是畏懦、有失颜面的观点，指出宋朝对辽作战根本没有胜算：“出奇百胜之谋，几事可行？设险万全之策，何时可就？”赵孚的建议其实就是主动求和，但为顾及官家颜面，求和被他说得招降似的：“谕以祸福，晓以恩威。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
寇准就在赵孚提出议和的同时“试《御戎论》”，但这篇《御戎论》没有流传下来。第二年（端拱二年，989）官家又“诏下百官各言边事”，这次寇准的同僚温仲舒“章独先上”，官家十分满意。温仲舒的奏议部分保留在《宋史》本传中，说战争给河北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要求官家免除赋役。接下来温仲舒就与寇准一起火箭式升官，引起官场侧目，温仲舒“自为正言至贰枢密，皆与寇准同进，时人谓之‘温寇’”。史书上同样没有记载寇准这次“极言边事”，《长编》只保留了张洎、王禹偁、田锡三位臣僚奏议的内容。
张洎的奏议里提到，“今又大君降志，通好穹庐，憬彼龙荒，复拒天命”。据此推测，赵孚提出议和之后，太宗曾主动向契丹求和，结果遭到断然拒绝。北伐与求和都失败了，官家无计可施，让大家再出出主意。战也不行、和也不行，臣僚能说的只有勤修内政、积极防御、深谋徐图、以德服人这些空洞的大道理。这年的奏议大概都是这个意思，不过载入史册的三篇还有些特别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提到大规模地使用间谍。张洎主要关注情报刺探，“选精骑，为报探之兵，千里之遥，若视掌内，敌之动静，我必先知”。王禹偁要求培养卧底施离间计，“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间谍蕃中酋长，啖以厚利，推以深恩。蕃人好利而无义，待其离心，因可取也”。至于田锡，简直是要以间谍颠覆契丹政权，“可以用重赏，行间谍。间谍若行，则戎狄自乱，戎狄自乱，则边鄙自宁”。所以北伐失败、求和不成之后，一心依赖文臣治理国家的宋太宗，这时想到能对付契丹的神机妙算，主要就是战场以外的以德服人以及通过间谍施展阴谋诡计。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寇准极言边事的谋略，大概也在议和与间谍之间，只不过寇准的谋略可能更深，更多涉及机密与忌讳，故而策论与奏议均未留存下来。但与寇准一起言边事的人很多，只有温仲舒同样迅速升官，这其中似乎还有一些别的奥妙。
三
“温寇”同步升官的步骤是：
（1）端拱元年（988），同时出任右正言（从七品）、直史馆。
（2）端拱二年（989），分别以工部郎中、虞部郎中（都是从五品）擢为枢密院直学士。
（3）淳化二年（991），四月，以左谏议大夫（从四品）迁枢密副使；九月，同知枢密院事。
表面上看，这四年间“温寇”除了言边事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政治表现，宋辽边境虽有些战事但也根本用不上“温寇”两人。但是淳化二年（991）九月，“温寇”联手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扳倒当朝宰相吕蒙正与参知政事王沔。
攻击吕蒙正的是温仲舒，弹劾王沔的是寇准，不过史书上对两人表现的评价大有区别。温仲舒与吕蒙正本来关系特别好，两人是同乡、同龄兼同年——都是河南洛阳人，都出生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又都是太平兴国二年（977）的进士。吕蒙正是那一榜的状元，温仲舒应该考得一般，仕途也不顺遂，知汾州时竟违法乱纪被开除（坐事除名），被处分免职好多年（黜废累年）。后来温仲舒靠进入宰相府的老友吕蒙正“极力援引”才重获任用，结果对吕蒙正恩将仇报、反戈一击，所以史书记载温仲舒“骤被任遇，反攻蒙正，蒙正以之罢相，时论丑之”。
《宋史》记载寇准扳倒王沔的过程：淳化二年（991）春天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太宗皇帝召见近臣询问朝政得失，大家都大谈天命。寇准回答说：“《洪范》里讲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相互应和，大旱的征兆，大概是因为刑罚有不公正的地方。”太宗皇帝听了很生气，起身回到宫中。过了一会儿，太宗又召见寇准，问他哪里不公正，寇准说：“希望陛下召见二府的官员来，我就会说。”太宗召见宰辅，寇准于是说：“近来祖吉、王淮都蔑视法律接受贿赂，祖吉赃物少而被处死，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偷了监管的财物达上千万，却只挨了杖刑，还恢复了官职，这不是不公正又是什么？”太宗拿这事问王沔，王沔叩头认罪，太宗于是严厉责备王沔，并且认定寇准可以重用。
这里寇准好像主持了正义、表现得特别大义凛然似的，其实深挖一下，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王沔是太平兴国元年（976）的进士，齐州（今山东济南）人，太平兴国八年就与宋白、贾黄中一起主持科举考试（知贡举），并出任枢密院直学士了。寇准与王沔并无交集，但寇准攻击的对象除了王沔，还有宋白。宋白是大名（今属河北邯郸）人，寇准是下邽（今陕西渭南）人，但青少年时曾到大名求学、参加科举，大名算是寇准的第二故乡，所以宋白与寇准算得上半个老乡。宋白比寇准年长二十五岁，太祖建隆二年（961）的进士，也是大才子，太宗朝的翰林学士。宋白在太平兴国五年、八年连续两次知贡举，按传统的观念算是寇准的座师，两人有师生情谊。寇准与宋白原本关系应该比较亲密，证据是很有个性的诗人潘阆作了首诗，诗题《中秋与柳赞善开、宗赞善坦、寇学士准宿宋拾遗白宅不见月》。淳化二年（991）的中秋节，潘阆与柳开、宗坦、寇准等才子相约到宋白府上赏月，但天气非常扫兴，“共约中秋来看月，一轮终不见清辉”。虽然赏不成月，但那晚才子们可能喝了很多酒，最后在宋白府上过夜。结果寇准因此诬告宋白，说他家里的黄金器是主持科举考试时收受举人贿赂得来的。
《宋史·宋白传》讲，宋白是奉诏给钱惟濬（吴越国王钱俶之子，卒于991年春）写神道碑得了一大笔赏钱，才将家中银器镀金，根本没有受贿的事情，寇准是为了升官才疯狂攻击王沔与宋白。问题是寇准想升官为什么要攻击宋白呢？宋白很快被调查清楚是冤枉的，按说寇准应以诬告之罪受罚，但他与温仲舒继续升官当上了枢密副使，进入宰辅行列。显然，如果不是官家有意安排，温仲舒与寇准既不可能平白无故、恩将仇报地攻击吕蒙正、王沔、宋白等人，更不可能因此火速升官。
官家要对宰辅班子进行调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安排臣僚攻击调整对象也属于常规操作。但要把原来的从七品官员安排在正三品的职位上来完成这种操作，而且还是出人意料地让“温寇”恩将仇报，这就显得非同寻常。这就意味着吕蒙正、王沔等人的势力极其稳固，攻击他们的风险极大，所以要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
王沔与宋白是有亲戚关系的，宋白把妹妹嫁给了王沔，是王沔的大舅子。宋白有一位同龄的好朋友叫张去华，出任开封府判官好多年了。淳化二年（991）发生了一桩奇怪的妖尼道安案，道安到开封府“伐登闻鼓”要告状。这个案件应该由张去华负责，但张去华不予理睬，据说原因是接受了被告的请托。结果这事惹怒了官家，张去华被贬为安州司马。可笑的是，宋白被寇准诬告贿赂，调查结果是清白的，但因为好朋友张去华被贬而牵连，竟也被贬为远郡的行军司马。所以宋白处在无论如何也要被官家贬谪的悲惨境地，原因是王沔、宋白、张去华这些人属于同一个政治团伙。
作为开封府判官，张去华的顶头上司是开封府尹，而当时的开封府尹是皇次子、许王赵元僖。这一年宰相吕蒙正被罢，是受他妻弟宋沆牵连。当时有右正言宋沆、王世则、洪湛与左正言尹黄裳、冯拯五人，联合伏请立许王赵元僖为皇太子，官家非常生气，把这五人都贬谪了。温仲舒这才落井下石告了吕蒙正一状，说他没管好自己的亲戚宋沆，“援引亲昵，窃禄偷安”。借着这个机会，官家清理了宰相府，罢免了吕蒙正与王沔，换上了李昉与张齐贤。所以淳化二年（991）贬黜的吕蒙正、王沔、宋白、张去华、宋沆以及冯拯等人，其实都属于皇次子赵元僖的政治团伙，他们鼓动着立赵元僖为皇太子，结果犯了官家的大忌。
（本选摘自《忠臣之变：大宋989-1051》，吴铮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