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9日，J.K. 罗琳 在X（前推特）发布长文回应艾玛·沃森的近期言论。起因是后者在9月24日的播客节目On with Jay 中谈到，两人虽在观点上存在分歧，但彼此关系不必陷入 “非此即彼”（/or）的境况。她希望“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仍能爱她，也希望自己会继续爱那些与自己立场并不一致的人”。J.K.罗琳在回应长文中，同样强调言论自由与分歧并存的正当性，但也毫不留情地直指艾玛·沃森自幼即拥有财富和名望，这种特权经验使她难以真正体察“真实生活”，并“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 of how she is），严厉批评她在前些年参与了“对女性权利的抹杀与践踏”。对于艾玛·沃森提到的“爱”，J.K.罗琳的结语格外尖锐：“人们不该在热烈投身于‘长期号召背刺朋友’的运动之后，又宣称自己仍然拥有被前朋友爱的权利”。这一事件表面是两位公众人物的交锋，实则牵连“性别定义”和“跨性别者权利”的张力。而放置在查理·柯克（ Kirk）遭遇枪击身亡的更大语境中，又显露出“取消文化”（ ）如何被转译、放大并反哺政治极化。在西方世界意识形态日益分裂的当下，“我们”是否已被迫在立场与情感之间做出断然选择？抑或更该追问，我们是否有可能超越这一“爱”的困境？
艾玛·沃森
取消·取消文化
过去十年被反复争论的关键词“取消文化”，是一场围绕平台舆论、道德清算与公共影响力的斗争。回到2015年，“取消”这一概念在黑人网络社群已经广泛流行，这指代一种“停止对某个人或者某项作品支持”的个人选择。它常发生在网络事件中，作为对某个挑衅言论、某个单一目标的群体性愤怒回应，以撤回支持来表达不满并施加社会压力。2017年的#Metoo运动将“取消”行动推入好莱坞与娱乐产业，受害者在社媒上点名指认施害者，公众与行业平台相继响应，形成从言论到资源、从名誉到职位的多层级问责机制。自此，“取消”不再只是个体抵制，而是与媒体放大、商业合作冻结、行业黑名单等配套动作耦合，逐步被命名为一种“文化”。取消文化起初被视为迟来的正义工具，但随着其扩张和蔓延，也被批评为程序失衡的舆论审判。
其中一种批评聚焦“取消文化”伴生的公开羞辱，担忧其对公共讨论的侵蚀。Jon 在《当你被当众羞辱》（So You"ve Been ，2015）中，回溯“公共羞辱”这种前现代惩罚如何在现代法治与人权观念下退场，却在 等平台以新形态回潮。他警示，这种回潮意味着同理心的流失，并号召人们不应把社交媒体从“让无声者开口”推回到“沉默才是自保”的世界。2020 年，《哈珀斯》杂志刊登一封由约 153 位作家与学者（含J.K.罗琳）联署的公开信，提醒所谓“取消文化”是一种新的道德姿态，其以意识形态一致性替代开放辩论与对差异的宽容。然而，这封信也在社交媒体与评论界遭到批评，有人讥讽这一签名群体的“精英性”与自保气息，质疑他们把大众对于权势者的问责污名化为“挤压公共空间”的民粹，将弱势者的愤怒篡改为无序、同情心匮乏，是既得利益者试图维护既有话语与资源分配的举措。尤其在乔治·弗洛伊德（ Floyd）事件后“黑命亦命”（# ）抗议浪潮高涨的2020年，这一公开信的“理中客”姿态实难服众。
J.K.罗琳与艾玛·沃森的分歧，展现“取消文化”已逐步脱离原初的议题框架，陷入进步派内部的语法缠斗，甚至在性别立法等单一议题上呈现出前者与保守派战术同盟的局面。可以说，J.K.罗琳呈现为“旧式进步派”的典型，在经济国家与公民权领域总体中间偏左，以权利、法治、程序为优先，主张在制度边界内处理争议。她长期公开支持社会民主取向的政治立场，反对英国脱欧，强调言论自由的公共价值。在女性主义议题上，她支持婚姻平权与合法、可获得且安全的堕胎权，主张以“生理性别”为基准的权力边界，把“女性”的定义与具体空间、隐私与安全的保障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对，艾玛·沃森更靠近“觉醒一代”的名人行动主义，她在联合国妇女署 等全球倡议平台发声，强调包容、认同与关怀的伦理，把自我认同与被看见的位置放在更高优先序。两者在“跨性别者认同”上的交锋，充分体现了这一语法差异。程序边界与认同优先，制度护栏与情感正义，是议题辩论中当有的不同维度，也应当被充分讨论。然而，“取消/反取消”平台化舆论将两者推至绝对对立，放大为阵营撕裂。本应位于议题中心的“性别定义”，被不断转译为“言论自由”的战场，而罗琳也主要通过由马斯克掌控的 X 发声，使争论更深地嵌入平台逻辑之中。
英国作家、编剧J.K.罗琳
斯皮瓦克早就提醒，当“身份”从策略性结盟（ ）滑向以身份自明性为终点的“认同主义”（ ） 时，政治就会从可争论的公共议题退化为不可触碰的道德边界。J.K.罗琳与艾玛·沃森的冲突，恰是这种退化的缩影，谁被允许命名“女性”的经验、谁有解释权，最终都被包装为对彼此人格与道德的审判。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难以摆脱网络舆论的人格、道德攻击。即便J.K.罗琳对艾玛·沃森的阶级特权批评不乏合理性，仍然不免滑入对后者的人格指控的窠臼。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 在《来自左派与右派的审查》（1994）中描述了运动内部的“软性审查”。 “在当代女性运动的早期，女性之间的团结常常被等同于‘安全’空间的形成，在那里，一群志同道合的女性可以聚集在一起，分享想法和经验，而不必担心被压制或受到严厉的挑战。当不同意见的表达引发争论、对抗甚至彻底的冲突时，群体有时会瓦解。个人的不同意见常常被集体对和谐的要求所压制。这些声音有时会受到排斥或革除（ or ）的惩罚。” 群体中掌权者以排斥或革除来实施异见压制，具体做法包括把某人的文字排除出讨论与出版、把人排除在会议之外，或在幕后持续质疑其信誉。这一机制与“取消文化”的一些做法高度相似。“取消”从个人能动的消费行为，转换为个案问责与集体围剿的“取消文化”。一方面，我们要界定“取消”的适用范围和止损线，警惕它从边缘群体的工具在平台逻辑中被更大规模的文化战争吸纳，把本可争论的议题异化为意见压制。另一方面，可能是更为紧迫的是，在全球右倾的现实语境中，进步派内部的缠斗正产生外溢效应，被对手截取与再包装为“左翼压迫”的证据库，转移议题重心、消耗组织资源，并进一步挤压公共理性的生存空间。
愤怒·脆弱
齐泽克在2022年的文章“岩石上的道德”（ on the Rocks）中警示，取消文化更坏的影响是，它不仅无法回应现实问题，而且带有一种“隐含的偏执，那是对性少数长期遭受真实暴力与不宽容的一种绝望且显然自我挫败的补偿性尝试”。“这实际上是一种撤退姿态，退回到文化堡垒与伪‘安全空间’里，话语上的狂热只会增强多数者对它的抵抗。因此，‘取消文化’被裹挟进一场文化战争，左右两边都在抛弃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范与原则。当‘偏执的右翼’滑向暴力时，‘觉醒’左翼往往只会以让局势更糟的方式回应。”查理·柯克的崛起与遇刺，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警示如何变成现实。在自由派内部分歧的同时，极端右派将“觉醒”左翼转译为“左翼压迫”、凌驾于民主程序之上的文化正统与“噤声机器”。“取消文化”的个案与校园治理的零容忍叙事打包，作为“我们正在被压迫”的常备证据，吸纳了大批“沉默的中间派”。查理·柯克遇刺事件被部分政客与媒体引为证据，悼念与政治动员迅速叠加，大规模追思会演变为政治集会，柯克创办的平台“美国转折点”（TPUSA） 募款激增并恢复高校巡回，部分州政客更以“反觉醒”为由推动校园组织扩张。这一整套动员链条，把恐惧与愤怒转译为组织资源与议程控制，也印证了齐泽克所说的，当冲突在“取消/反取消”的语法里自我增殖，对立只会更顽固，公共理性与程序性讨论反而被进一步挤压。
更应该警惕的是，公共理性这一原属进步阵营的价值，如何在平台现场退化为“理性剧场”，被极端右翼转化为对抗“觉醒”左翼的动员资源。在争议言论之外，柯克长期经营的是一种“公共辩论”的人设。他把复杂议题压缩为可评分的正反命题，快速设问、引用数字、以冷静语气完成反驳，由此塑造出“理性、可讨论”的形象。这类“可讨论”的形象并不必然等于真正的公共讨论，而是更接近一种理性剧场。与之相对，自女性与种族平权运动伊始，抗议者的表达便反复被贴上“愤怒、失控、不理性”的标签。这并非偶然，而是语气规训（tone ）在起作用。一旦将弱势者的愤怒预设为“不理性”，划界者便能把“可讨论”的范围收束到有利于自己的格式。证据只能是统计而非经验，话语必须冷静而不能暴露创伤。于是，“理性/情绪”的分工本身就成为权力分工，一方以“辩论式理性”占据正当性高地，另一方则在进入公共论证之前，已被剥除了表达强度。所谓“公共理性”，在这种表演性配置里被改造为对弱势经验的过滤机制，并最终被用作“反觉醒”动员的资源。
女性主义理论对“愤怒”早有系统论述。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在《愤怒的用途》（1981）提出，愤怒承载信息和能量，是女性对于种族主义的清醒回应，而非道德缺陷。埃米娅·斯里尼瓦桑（Amia ）《愤怒的适切性》（2018）强调，即便愤怒在策略上“对自己不利”，它仍可能在认识上与道德上“合宜”，要求被压迫者“别生气”本身就是二次不公。然而，正如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在《情感的文化政治》中（2004）所提醒的，情绪会在话语中“黏附”于对象并塑形主体，“愤怒”既能聚合少数者，也会被国家和媒体叙事重新编码为威胁。倪迢雁（ Ngai）的《丑陋情绪》（2005）将恼、烦等“负面情绪”纳入政治审美，解释为何女性、少数者的情绪表达常被贬低为“不体面、不理性”。这不是个体失当，而是情感的权力分配与话语标签化的结果。也难怪保守派媒体上，“觉醒”青年激动发言的短视频被平台算法切片放大，常被快速解读为“无逻辑的身份政治极端”，再次把“愤怒等于不理性”的偏见固化下来。
取消文化的余震并不只在于围剿与反围剿本身，更在于保守派的话语翻译，将愤怒的弱势者面对制度不公的处境性脆弱（），翻译成一代人“太敏感、太玻璃心”的心理脆弱（）。这种翻译使原本指向制度与权力的愤怒，转而被理解为个人气质的缺陷，从而被剥夺正当性。所谓“觉醒”（）源自黑人英语 stay woke（保持警觉），意指对种族、性别与阶级不平等的敏感与警醒。而“觉醒主义”（）则是由批评者创造的贬称，把前述的警醒重新框定为僵化教条，将身份政治、语言洁癖、道德表演与群体惩戒等打包为一套“觉醒教条”。与之相连的是“脆弱”话语。柯林斯词典将 （雪花一代） 列为 2016 年度词之一，由克莱尔·福克斯（ Fox ）的著作《我觉得被冒犯了！》（I Find That !，2016）推动流行，将青年情绪集体标注为“过于敏感、动辄受冒犯”。在这套标签体系内，愤怒被去政治化为情绪管理失当，受伤被缩减为认知过敏，结构性不平等被抹去，只留下一个“2010 年代的青年，较以往世代更不堪一击、更易因他人言行而受冒犯”的世代性性格缺陷。
《娇惯的心灵》（The of the Mind，2018）一书提供了一种被广泛借用的叙事。该书作者认为美国高校教育中盛行的“安全主义”（），是一种将自我感知的安全感，放置在所有其他考虑之上的理念。体验不舒服的情绪被视作为是有害的，于是课堂设置“内容警告”、校园打造“安全空间”并配备“偏见应对小组”。作者据此判断，这类保护会削弱心理韧性、放大“情感即真理”的推理、鼓励以“我们/他们”的身份框架理解世界。回到J.K.罗琳事件，不少批评者由此把“围剿罗琳”解读为以安全主义压制对跨性别权利的异议，即分歧性观点会“伤害”跨性别者。这一路线固有简化嫌疑，但仍指出了在公共讨论中一项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如何防止“安全”的语言把复杂争论压扁为忠诚测试。我们要防止“安全”侵蚀“处境性脆弱”的表达，面对真实伤害，退回语言的安全屋并非出路，毕竟“取消”的原意，正是当事者以可公开检验的问责促使强势一方承担后果，而非以无差别围剿来维持话语空间的纯洁性。
“心理脆弱”这一叙事在保守派媒体与平台逻辑中被高频调用，用以把制度伤害心理化，把问责“取消”简化为“玻璃心”。这种去语境化、心理化的反转控诉，偷换了“结构性脆弱”的概念，设置了“心理韧性”作为讨论准入门槛的前提，将结构议题从公共空间移除。实际上，公共空间不应该由“谁更坚强”作为筛选机制，而应由关怀性的制度来托举。用清晰的程序、可得的支持与可诉的救济来减轻伤害、保护异见。换言之，要求个人更坚强、更有心理韧性不是正义的起点，让制度“更能承载”才是。我们既要拒绝以“安全”之名的道德裁决，也要反对以“理性”之名驱逐经验的审判。心理韧性是在制度充分关怀和支持下可能出现的结果，而非被要求的前提。
抵抗这种转译的办法绝非失去愤怒，而是寻找将愤怒良性引导并转化为包容、同情、勇气的“正当之怒”。米沙·切瑞（ ）在《愤怒的理由：为什么愤怒对反种族主义斗争至关重要》（The Case for Rage: Why Anger Is to Anti- ，2021）中区分可被公共化、面向改变的“正当之怒”（ rage，以Audre Lorde命名），与四类有害的政治之怒 （rogue rage、wipe rage、 rage、 rage）。这一区分在日常实践中是困难的，我认为其关键不在于审核他者，而在于先对自己立下原则。我想，最低判断包括但不限于：表达是否指向规则与权利位置的改变，而非人格羞辱；是否以理由与证据为中心，而非私刑惩罚；是否向讨论和协商开放，而非排斥与革除。正如福柯在为德勒兹与瓜塔里《反俄狄浦斯》所作的序言中提醒的，所谓“反法西斯”，首先是警惕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那一点点法西斯——那些让我们爱上权力、渴望统治、迷恋一致性的冲动，不要在反抗中复制我们所对抗的东西。
爱·爱世界
在J.K.罗琳与艾玛·沃森争议引发的站队风潮中，我们既应反思“取消文化”带来的外溢影响，也有必要思考关于“爱”的问题。在西方世界意识形态日益分裂的当下，人们是否已被迫在立场与情感之间作出断然选择？暂且搁置两人的私人关系（我无意站队任何一方），问题是，“我们”是否还有可能“爱”意见不一致者？
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1958）或许能提供一个答案。她将“私人之爱”与政治之世界性区分开来，认为爱在本质上是“去世界化的”（），它将相爱者从公共世界的中介物中抽离，沉入只属于彼此的亲密。政治恰恰相反，它依赖人们在世界之中共同出现，以言说与行动在同一公共场域打交道。因此，爱并非政治的通货，甚至在阿伦特看来， “爱，就其本质而言，是超凡脱俗的。正因如此，而非由于其稀有，它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政治的，也许是所有反政治力量中最强大的。”换而言之，阿伦特警惕狭义的“政治之爱”，因为“在政治中，爱是陌生的，当它侵入政治时，除了虚伪之外，别无所获”。在政治里，尊重（）才是可被兑换的等价物。承认他者的独立与差异，使多元得以并存，而不要求情感上的一致。
政治里不能以“爱”通兑，只能以尊重维系。艾玛·沃森呼唤“即使不同意也相爱”，在阿伦特意义上，更像是将私人伦理外推至公共领域。J.K.罗琳拒绝“爱的权利”，恰好暴露了这种外推的逻辑，公共争议需要的是可论证的理由与制度边界，而非彼此的爱。然而同时，J.K.罗琳对艾玛·沃森“她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顺风而变的投机主义”的个人攻击，不仅否定“爱”，在客观效果上又挑动了仇恨的语法。平台算法随即完成技术拼图，话题标签与剪辑片段加速“取消/反取消”的连锁反应，爱无从进入，恨却被轻易点燃。长文发布数日内，已有面向艾玛·沃森过往言论以及当下容貌的剪辑视频以及人身道德抨击。舆论重点似乎永远难以回到“女性定义”、“女性权利”、“跨性别人士权利”这些议题本身。尽管J.K.罗琳强调，她不愿“恨”任何人、只是维护女性语言与空间的边界。但在注意力经济的放大下，“拒绝爱”被翻译成“授权恨”，“为边界辩护”被曲解为“否定他者”。而这正是阿伦特所警惕的，把私人情感挟带进政治，只会收获虚伪与撕裂。
若真要为打破僵局寻找路径，阿伦特提供的不是“相爱”，而是两项维系公共世界的政治能力。一是宽恕，这意味着终止不可逆的伤害链和伤害的无限追溯。二是许诺，在不确定之中建立可预期性。它们共同维护阿伦特提出的“爱世界”（amor mundi）立场，不是要求对手可爱，而是调整自己的位置，以维护一个异见者能共存的世界。与其“相爱”，不如以尊重作为最低交换单位，并通过宽恕、许诺让分歧在程序与承诺中继续被谈判。阿伦特尝试以“爱世界”回答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充满恐惧的世界中，在不断发生令人难以忍受事情的世界，在可能发生大屠杀的世界，我们如何“面对并接受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在《在黑暗时代的人性——论莱辛》中，她把莱辛当作一种公共人格的范式，热爱争论而非遵循教条，珍视多元而非崇尚一致。因为，在黑暗时代，对话中的求真比任何单方宣布的正确更能抵御谎言与狂热。而“爱世界”，意味着一种与世界相处之道，以平等的姿态和批判的距离对待周遭，理解并调和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拥抱以多元性为基础的差异，以人类同胞的身份相见，即使在最黑暗的失落、悲伤和危机时刻，也守住对思考的忠诚。
结语
在MAGA当道的西方政治环境中，进步派内部分裂的后果已显而易见。因而，如何落实更具行动力的组织策略成为当务之急。迈克尔·哈特（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 Negri）在《诸众》（）中延续阿伦特的讨论，同时重估“政治”这一概念，将其理解为组织并扩展共同之物（the ）的行动。据此，他们主张将“爱”从私人情感中脱钩，把它重新界定为一种生产“共同之物”的能力。在不抹平差异的前提下，把异质个体组织起来、协作起来、共享起来的联结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仍要谈论“爱”，仍要倡导“爱”，问题从“是否爱某个具体的人”转向“如何爱这个共同世界”。在分歧亟需弥合的当下，更关键的是各方重建可共同使用的规则、空间与机制，把“取消/反取消”的情绪转化为对可共同生活世界的维护。这种以共同之物为取向的集合（），不仅能为公共讨论恢复可操作的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尊重，也更有助于在现实政治中共同抵御不断抬头的极端右翼。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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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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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lark. DRAG THEM: A brief of so- “ ”
. on the Rocks. 2022.
Jon . So You"ve Been . 2015.
Greg and Haidt.The of the Mind. 2018.
A on and Open . -
. How Rage Can : Most forms of anger don"t help the anti- cause. But one does.